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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吠日无力回天--戳穿瑞典“民主社会主义”伪

admin 人造钻石 2021年07月13日

  现在北欧诸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披着社会主义之皮行资本主义之实的改良主义,本质上还是和现存的诸国一样,属于资产阶级专政。只不过相比之下,形式民主这点做得好点罢了。但话又说回来,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种无视双方体量的比较,本身也不见得就公平。

  一、瑞典和它的“民主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外皮下的资产阶级专政 i):北欧五国瑞典简述

  “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和色厉内荏。” 列宁《谩骂的政治意义》

  这篇长文,如果没有一位先于主义的社民分子的诸多谩骂,是写不出来的。本应只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分析,却变成了政治上的相互指责。但多余的话我也不讲了。只是希望,不只是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只要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清醒的人们,都应该好好看看题图,再回忆一下,灾难究竟是如何来临的,民主是如何不幸地堕于法西斯的。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民主”,就变成了法西斯的同义词。

  一、瑞典和它的“民主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外皮下的资产阶级专政

  尽管有着许多不同,但总的来说,它们主要是凭借着资本主义技术优势带来的超额利润(专利权),跨国公司的越境剥削;作为帝国主义附庸,身为资本避风港的存在,靠近定价中心(大宗商品定价权)等优势,才能维持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神话。一言以蔽之,靠的是它们依附于主要列强、在现有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的特殊地位。以瑞典为例,它本身很难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列强(其现有地位实际是附庸于主要西方列强充当掮客和帮闲),但终究是搭了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顺风车。

  我们就在这里就瑞典讨论一下这个让社民分子颇为自豪的“北欧特色社会主义”。

  瑞典独特的地缘优势:瑞典位居波罗的海心脏地带,一头连向拥有上亿名消费者的波罗的海地区,一头连向欧盟,可谓是海外企业进入欧洲统一大市场的桥头堡。即使是在未能进入全球化的近代,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贸易节点。

  瑞典发展的历史机遇:1850-1910年瑞典出现的移民高潮(当时瑞典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近120万)让瑞典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农村贫困化和大批失业现象;而在一战前四十年,瑞典一直是一个大量输入资本的国家,仅在1908年,外债就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单利息支付就占出口总值的十分之一[1]。但由于未有卷入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因而比起残破的欧洲和饱受侵害的亚洲,瑞典得以保留了大量未有遭受过战争损害的机器和整整一代的男女青年;而且大量的债务由于外币的贬值得以减轻,瑞典因此得以用便宜的马克和法郎还清了债务。这相当于是说,瑞典凭借币值的变化获得了一笔无偿的工业建设基金。随后瑞典更是在二战期间和纳粹德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这也是其能够维持中立地位的重要原因),接受了大量纳粹德国的资产[2],并为此大发横财,再度避免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遭受战乱的诸国的巨大损失和惨剧。

  另,由于在整个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工业国家的币值都是和黄金挂钩。当危机激化时便会出现黄金热,致使中央银行停止使用黄金支付。这就意味着投机的可能:在1931年9月27日,瑞典放弃了所谓的金本位制。而随后瑞典克朗的大幅度贬值却正好导致了各国对于瑞典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通过1946-1950年对工业的大量投资,瑞典得以在取得工业上原由美国占据的技术优势,年年获取超额利润;而战后重建的需求,又让瑞典的产品得以输送到世界各地[3]。

  综上,凭着地缘优势和基于此产生的历史机遇,瑞典达成了今日的成就。而这自始至终,完全都是依赖于其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运用着资本主义谋取利润的固有逻辑所达成的。然而既然我们都生活在“世界工厂”,那我们理所应当感受到,一个个宏伟的经济数据的背后,是亚非拉乃至全世界无产者的血汗。那是剩余价值的富集,也就是奴役劳动者权力的富集。瑞典跨国公司的壮大和兴盛,也必然不能例外。它们在全球范围吸血,获利颇丰,也因此让政府得以通过征重税而提供收买工人贵族的资金。这也成为了它们把持工会的经济前提。

  (当然了,对此表示异议,脑海里除了资本的掠夺就只有闭关锁国的社民分子是理解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的。苏联无产者的血汗是为本阶级的国度而流,为自己而流而不是为资本家的国度,为资本家而流。二战之后,苏联也没有掠夺什么“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无产者的血汗”,倒反而是用苏联无产者的血汗去支援东欧乃至亚洲的阶级兄弟。至于变修的苏联,则是另说了)

  然而我们也知道,既然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还保留着私有制,那么就意味着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还没有消失;那么就意味着这种矛盾在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同样地会在经济上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政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么所谓的“阶级调和”注定是一句言之无物的谎言。

  从历史角度而言,“北欧社会主义”的代表瑞典,其根源就来自瑞典社会了。

  一个没有尊卑上下、没有阶级差别、没有性别差异和种族差别、没有偏见和歧视的社会是我们的目标。

  非常漂亮的词句,比在纸上都显得穷凶极恶、要求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要赏心悦目的多。

  但是经过了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的洗礼之后,全世界人均跨国公司最多的、和“列宁主义”有着根本差异的北欧特色社会主义的瑞典又表现的如何呢?

  瑞典社会政府建设的福利国家中主要采用高税收和高赤字为主要手段,社会中贫富差距的现象依然存在,穷人也无法和富人平等分享社会福利。到70年代,大约90%的家庭根本没有股票,而占总数0.2%的家庭却拥有股票数额的42%。虽然瑞典工人的名义工资自1965年到1976年年均增长为9-10%,但企业的利润年均增长却达到20-30%[4],可见工人劳动所得的大部分成果都落入了企业主的腰包。而1973年瑞典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更是指出,与当时瑞典官方公布的6万到12万的失业人数不同,根据就业调查委员会的估计,失业人数实际上近60万。随后在瑞典当时长期致力于要求废除的雇主联合会章程的第三十二条款(内容实质上就是资方有单方面的解雇权)的要求下,帕尔梅政府也回应以了一个新的法案《劳动场所的民主》。但实际内容无非如下:

  1.工人参加“长期的非法罢工”和“进行旨在干扰正常工会活动的罢工将被解雇”。

  2.当企业陷入“困境”时,它将有不加限制的闭厂权,以应对非法罢工,即使只有一小部分人罢工,全部工人都要被赶出工厂。

  5.企业对“预算、获取利润和投资”等继续保留不受限制的决定权。也就是说,真正的权力原封不动。

  帕尔梅声称,这是“自选举法之后最大的一次改革”。的确,他倒是回到了1910年,和海军少将阿尔维德林德曼站在了一起,开始了一次“大的改革”,此人正是在1910年首次提出了以解雇来惩罚工人的法律。这种新的反罢工法,在1928年以来的瑞典,的确是未曾有过先例的。

  (当然,在1976年,帕尔梅还是向资本发起了攻势,将三十二条条款废除了。但在后面的工会一节,我们再继续评述)

  2014年的Credit Suisse的全球财富报告表示:10%的富豪阶层在三大北欧国家(挪威,瑞典和丹麦)掌握了65%到69%的国民财富总值。

  相较于其他欧洲发达国家,斯堪的纳维亚有更高的不平等水平,其程度明显高于英国,意大利或西班牙的。

  2016年6月16日,瑞典国家金融管理局发布分析报告指出,2016年瑞典公共财政将实现30亿瑞典克朗的盈余,但2017年将出现赤字且改革空间有限。今年瑞典经济将实现3.4%的经济增长,经济的拉动主要来自强劲的内需和移民造成的公共开支增加。2017年瑞经济将放缓至2%,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仍然旺盛,失业率会降至6.4%,公共财政将盈亏160亿瑞典克朗。对于2018年的预测,金融管理局认为经济会进一步滞涨,经济增速降至1.6%,但公共开支扭亏为盈。分析认为,瑞典会达到欧盟财政赤字上限的标准,但盈余目标无法实现。

  2016年7月7日 ,据瑞典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瑞典贫困人口增多。根据欧盟对贫困的定义,2008年瑞典贫困人口为12%,目前这一数字已上升到15%。

  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出生在欧盟以外的瑞典居民是贫困高发人群。此类移民教育程度低,失业率高,收入普遍较低,有1/3处于贫困线以下。而出生在瑞典本国的居民中,虽然近几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困人口百分比一直保持在12%。

  根据欧盟对贫困人口定义,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国家平均值60%的为贫困人口。与欧盟其他国家相比,瑞典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比例较低。但这5年来,瑞典的优势差距不断缩减,越来越多的瑞典人面临贫困威胁。

  当然会有人要说啦这都是难民的错,难民拖累了瑞典。但难民的进入实际上当然是可控的。那么,这首先要求我们看向瑞典资产阶级的政府。

  他们或许会告诉我们:瑞典实际上是一个高度依赖外来劳动力的国家。以前收容难民(和移移民),让他们得以就业,一直是瑞典的基本政策之一。瑞典的经济发展,也离不开它们。

  大家如何看下面这则新闻:多名德国女子遭难民性侵却沉默:不愿败坏难民的名声? - 华子鱼的回答

  在瑞典940万人口中,外国裔占8.4%。这些人要么出生于国外,要么出生于瑞典但父母是外国人。要减少移民的数量和提高新移民家庭团聚的门槛,既要考虑到瑞典社会未来的承受能力,也要考虑到当前社会的实际需要。事实上,瑞典对外来移民的依赖非常强。没有移民,瑞典的许多服务行业、医疗保健站以及工厂就得关门歇业,社会就无法健康运转。瑞典最新统计数字表明,在2001年至2010年间,瑞典新增的就业岗位中,70%被移民使用,全国范围内新增加的20.5万个就业岗位中,有15万个被新移民填补。

  而像社民分子自己承认的一样,北欧四国至今没有设置最低工资,连美国也不如。工人要想获得最低工资待遇,就必须参加劳资协调的黄色工会,否则就无法得到那些工会官僚的保护。可想而知,这对于低技能、低学历、组织率较低的工人,特别是外来劳工,是非常不利的。如果说民主社会主义给什么人带来了最大实惠,那就是给工人贵族(工会官僚)。但,这与社民分子所厌恶的修党有何区别呢?

  一个没有尊卑上下、没有阶级差别、没有性别差异和种族差别、没有偏见和歧视的社会是我们的目标。

  2013年5月26日,“持续一周的骚乱共报告220起犯罪事件,警方拘捕了大约60名闹事者,仍在搜寻其他破坏者。警方表示,参与骚乱的既有有组织的暴徒,也有一些惯犯和普通年轻人”。

  瑞典于2014年9月14日举行的全国大选里,主张排外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瑞典〔Sverigedemokraterna〕得票激增及跃升成为瑞典议会第三大党,显示着瑞典也无法幸免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繁衍出来的右翼“本土主义”威胁,冲击着该国一直以来对移民宽容的政策。社民党以31.2%得票率赢得113席,仅比上届大选增加区区1席。社民党的表现,比起2010年该党史上最差的大选成绩稍微好一点而已,也就是得票率仅增加0.5%!社民党于2010年大选中以1 827 497张选票(占得票率30.66%)取得112席,连续两届无法执政。社民党这次大选的1 886 473张得票,仅比上届大选增加58 976张选票,尽管得以获得授权重新执政,但其选战成绩还差过2006年输掉政权时的35.0%得票率(得票1 942 625张)[5]。

  瑞典源自于瑞典国内的新纳粹主义运动,这个政党除了其“坚定不移”仇视移民的立场(反移民、反萨米人民族自治、反对多元文化、鼓吹民族主义)就没有什么明确的政纲

  (是不是很熟悉?),该党的很多候选人都有着罄竹难书的种族主义记录。该党2005年以来机关报发行量超过28000份,2010年进入了国会,2014年更成为获得超过17%选票的全国第三大党。

  关于瑞典纳粹分子的更详尽的介绍可以看这个答案:为何瑞典会出现纳粹分子? - 甘甜的回答

  同时,既然要谈政治表现,那么就不能避开历史上瑞典社民路线甚至早于苏修破产的事实:

  瑞典社会先是在1976年大选中失利,结束了长达44年的执政历程;1979年大选瑞典社会再度失利,在1979年下台,换成右翼政府执政。不过社民党很快夺回政权。但到东欧剧变后的1991年9月社民党就再度下台了。后来虽然在1994年夺回了政权,可到了2006年又再度下台了。

  而以瑞典社会在此期间的转变为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资产阶级政党(修党)无论以什么主义自称,只要在经济危机面前,都只会很快暴露出其作为资产阶级政党,为资产阶级服务,压迫无产阶级的本质:

  经济政策层面:转向新自由主义(在这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新自由主义的精髓:通过强制手段推行自由市场经济,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鼓励“创新”,通过削减工人福利降低用工成本从而提高工业竞争力。知乎上有答主就解释的相当不错:如何理解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又是什么? - 知乎用户的回答),加大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力度,事实上就是强化阶级的分化。(事实上不仅仅是瑞典,北欧的社会向转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连一位自由派都看不下去了。尽管我不甚赞同他的观点,尤其是他所列出的那篇文章,但还是可以录上来以供参考。北欧的社会政治形态和我们有什么区别? - 你球药丸的回答)

  社会政策层面:把消灭财政赤字作为首要政策目标,改变过去保险费用几乎完全来自国家和雇主的做法,加大个人缴费力度, 即在维持垄断资本利润和发放福利互相抵触、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选择削减福利。

  外交政策层面:开始从中立主义转向“后中立主义”。1991年7月瑞典政府打破不结盟的中立外交政策提交了加入欧共体的申请,1995年瑞典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在加入欧盟的同时,瑞典于1994年4月同北约签署了和平合作关系框架协议(PFP),使瑞典可以有选择地加入到北约的活动中,打破了瑞典“不参加军事联盟”的承诺。社会政府在科索沃战争、巴以冲突等问题上开始采取沉默或者模糊的态度。即不再维持自己站在弱国一边反战的虚伪面目。

  同时不出意料的是,和私有制共生的官僚主义也开始让人民怨声载道。以2004 年南亚海啸为例。时值有五百多名瑞典人因此丧生,但是社会政府反应迟缓,甚至在灾难发生后不久,当时的卫生部长威尔琼森竟去度假,这就更给民众留下自满和不负责任的印象。

  在16年,更是有一万名工会成员因不满工会主席努德斯特伦的腐败表现而要求退出工会[6]。

  讽刺的是,甚至有人指出,瑞典左右政党特征已经模糊,社会之所以在1994年的选举中获胜,恰恰是因为它没有做出改革或改善的承诺[7]。

  那么,社会的特色跑去哪里了呢?它比又能多做了些什么了呢?它和有什么根本差异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扮演着资产阶级专政政治上的代表的他们,力图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他们,无非就是在大选里乐此不疲地上演让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他们”的把戏,让一切辞令和许诺只在演讲中闪耀着虚假的光芒,再让社民分子在这里虚伪地吹捧一番罢了。

  这就是治理昌明的结果:仍旧对经济危机无法回避、无法脱出的现状;这要凭穆斯林才能撑起的北欧的生育率(实质上就是小资产阶级再生产的困难。于是引起巨大恐慌!);难民危机;极端右翼的崛起;社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的一再跌落,岌岌可危。

  除了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及了工会官僚的腐败问题,瑞典社会治下的所谓“工会参与”,除去社会福利层面的东西,无非是一些形式民主方面的花样而已(可形式民主的参与率能说明什么吗?)。其中值得注意的无非是在公司董事代表法中规定“任何公司的董事会或管理机构中必须有两名工人代表,他们有权得到各种信息”(或者还有“共同决定法”中规定的“工会在企业的劳动组织与各种管理问题上,有与雇主协商谈判的权力,工人有参与生产决策过程的机会,并拥有一定程度的咨询权和否决”,这些都算是前面提到过帕尔梅等社会人的功劳了)。然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瑞典的整个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的,所谓“工会参与”,实际上无非是使控制工会的工人贵族参与资本主义经营(当然仍然是处于从属地位)而已。“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任何对生产资料所有制避而不谈,反倒是抽象地谈分配,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关系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分配方面问题,侈谈什么“公平分配”“平等权利”的纲领和主张,都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只要生产仍是剩余价值生产,分配仍由资产阶级把持,工人就永远不可能得到地位,也必然是会在矛盾激化时被资产阶级伙同工人贵族联合出卖的历史和当下,都不断地在证明着这一点。在前面已经列举过的事实,并未有被工会所拯救。

  而且照这么说,搞“工人自治”的前南斯拉夫更可以大吹一番了(实际上也不过是允许把持工会管理权的工人贵族更进一步上升为“集体的资本家”)而且相比之下,显然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在企业中的“管理权”还更大一些(譬如能够招聘经理和决定对利润留成的处理),不过前南斯拉夫也早就成为历史了。 固然,资本主义的“更进一步”能为社会主义提供更多新的条件,但终究也还不是社会主义。而如果既想讨好无产者,又想限制资产者,那么,只能借助官僚才能做到了。第三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的瑞士代表普拉廷就曾就瑞士的革命形式说过:“运动操在一批官僚手中,长此以往,工会运动永无出头之日。”所谓走革命家的路,让革命家无路可走,无非如此。然而,由官僚把持运动的结果往往就是,一切“更进一步”的斗争结果,也迟早会遭致更大的反弹,归于让步。

  比如说,我们可以发现的是,瑞典社会历史上就一直对“国有化”不那么热心,而主张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的所谓和平共处。1980年代瑞典工业中的国有成分只占8%,同期法国、挪威、意大利的比例则超过20%,奥地利甚至达到40%。而到了1980年代中期,在连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瑞典社会开始尝试建立所谓“雇员投资基金”也是使工会向“集体的资本家”方向进一步迈出的一步,不过却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因原有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弹而告吹。当时的瑞典雇主联合会的领袖扬言,将利用一切手段阻止这种基金系统,还组织了有7.5万人参加的反对建立雇员投资基金的大游行[8]。于是社会人的热忱也就止步于此了。

  这让人不得不思索“第三条道路”的实质。或许还需要更多的资料和分析来证明,但在这里可以简单总结了:这无非是瑞典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的特殊表现罢了。

  一如瑞典社会人卡尔松曾在“瑞典模式”的辞条坦诚地表示:“如果确实存在过瑞典模式的线年的石油危机已严重受到震动,因此不管人们对社会44年(19321976)执政的成果还会作出其他什么评论,这些成果是缺乏坚实基础并不能持久的;随着经济的日益国际化,特殊的瑞典模式倾向于同普遍的资本主义西欧模式相融合。人们不能说,在瑞典存在一种特殊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除非人们真正打算把概念搞乱。”[9]

  那么不难判断,在很久之前很是兴起过一阵的“民主社会主义”浪潮,恰恰就是一种想把概念搞混的表现,反映的无非是资产阶级的内部斗争(事实上,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或褒或贬的网络文献也大多是在那个时候创作的)。而关于这点,我就不多加妄言了。

  瑞典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也是有其独到之处。如果秉承寻常的“禽择良木而栖”的心态,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去处。事实上,瑞典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名声一直相当良好,各种指标都是名列前茅。它稳定的经济结构和活跃的垄断资本无疑就是其中的保障[10]。

  而且也很少有国家能有瑞典这样多的工人贵族阶层。而他们,也正是瑞典社会的社会基础。我们可以看到,瑞典社会的历次举动,无不是旨在在增强总工会官僚的权力,而进一步地对资本和(极)左翼政党进行压制、打击。当然,和资本倒是“斗争而又联合”,对(极)左翼政党就是毫不客气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既然选择了资本主义的道路,那么就要接受资本主义弊端的一切。如果想要同时维持社会主义的福利和资本主义的利润(实质上经常会相互抵触的两者),纵使得势一时,那也必然是无法长久的。

  那么,不妨再次强调一次我们的结论:现在北欧诸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披着社会主义之皮行资本主义之实的改良主义,本质上还是和现存的诸国一样,属于资产阶级专政。只不过相比之下,形式民主这点做得好点罢了。但话又说回来,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种无视双方体量的比较,本身也不见得就公平。

  一般来说,鼓吹社民成功的人没有看到或是故意忽视的是:第一,它们的体量很小;第二,并没有考虑到外来劳动力;第三,根本上,如上文所述,这是由于它们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而这特殊地位,又已经是为历史和地缘所决定了的。你让社民在亚非拉搞那一套,照样也是人间地狱。

  举个例子,印度大众社会党(其党首是所谓“贱民女王”玛雅瓦蒂,该邦首席部长阿希列什亚达夫也隶属该党)执政下的北方邦,就是闹出大量农民贱买妻子、大量农民申请自杀事件的地方。当然,大众社会党本身未加入社会际,但在意识形态层面,它恐怕比印度人民党之流更接近社民。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四处开花结果的社会际成员中不乏第三世界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政党。譬如正式成员中有土耳其军部马甲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哥伦比亚自由党、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从右边出发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查韦斯,顺带一提,不知为何最近还有人用他在我面前否定科学社会主义!这锅倒是我们来背呵)秘鲁人民党、尼泊尔大会党等等。咨询成员中的菲律宾公民行动党、菲律宾民主社会党也是典型的反革命,与菲共激烈对抗(甚至有过武装摩擦),菲律宾的社民分子还和托派等一起起诉过流亡荷兰的菲共创始人塞松(但最终败诉)。对了,和路灯先生幻想的不同,菲律宾社民自己是无力菲共的,无非只能摩擦而已(实际上也未占到便宜)。它的观察员党里还有印度人民党这种印度教教权派政党(就是莫迪那个党,近期积极推动对食用、贮存、运输牛肉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个党)。

  另,社会际正式成员中还曾有过一个埃及民族(阿拉伯之春中被解散),穆巴拉克的马甲。不知道社民分子又会怎样鼓吹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呢?

  所以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民主社会主义”的神话可以休矣。民主社会主义的路灯上挂着的只会是无产阶级(这已经由历史范围和世界范围的实践所印证了)。说什么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旨在在消灭阶级对,某个意义上来说也没错资本主义应对经济危机,消灭过剩的产品总是顺带要消灭无产阶级的,以各种方式。而没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种寄生虫也就不复存在了。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的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

  但毕竟不是社民分子虚构的乌托邦,也只有靠所有人团结一致的奋斗才有可能达到,这是每一个认识到阶级斗争的事实的人都可以通过思考和实践而明白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乃至,必然是一个不断斗争的过程。

  总之,如果真的是如此渴慕北欧优渥而幸福的生活的话,还是早日移民,飞到那从摇篮到坟墓都幸福的天堂,少发表自己那充满幻想的吹捧之词并收起那点可怜的优越感为好。与旨在剥夺剥削者的布尔什维克在全球开花相比,旨在“好看地”剥削无产者的民社在全球开花才更像是妄想。

  毕竟,不企图、没有能力抓住问题本质、改造社会土壤的任何主义,最终都只会迎来可悲的失败,或是北枳南橘的结局。路线错误的理论的迎来的失败是注定的也将是永远的;路线正确的理论的迎来的失败则恰恰相反,或者只能称之为“挫折”。

  也正是因为如此,科学社会主义才恰恰和贵民主社会主义相反,是有着未来的学说。对于社民分子自我标榜“社会主义”的做法,用恩格斯的话来评价,就是:“这些人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而用主席的话来评价,那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5]:[[英]斯图加特汤姆森.贺何风,朱艳圣,译.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思想意识、治理与全球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P114)

  [7]:瑞典排外的右翼民粹主义正在“崛起”_国际经略_独家网

  [8]:徐崇温.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7,(623)

  而“我们”呢?一共根本上仍然是列宁-斯大林主义所演化出来的极权主义体制,“民主”和“人道”荡然无存,“尊卑上下”依然存在,只不过是过去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定程度上反了过来。农民们受到了欺骗,最后甚至遭到了灭顶之灾

  的确,至此,根本差异已经十分明显了。其与列宁主义的根本差异,就在于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我们拥护劳动者当家做主,而热爱《我们》的你们拥护资本家当家做主。

  不妨让我们在此好好地清算一下所谓社会人的实质,揭穿他们的谎言。

  社民分子指责我国存在“尊卑上下”,那么请回答一下吧:依然存在着跨国公司、垄断资本、寡头资本、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劳动人民连最低工资也没有的瑞典有没有“尊卑上下”、“阶级差别”呢?如果答案是没有,那么某国现在也可以说是没有了。

  要说“没有性别差异和种族差异、没有偏见和歧视的社会”,那瑞典也是差得远了,否则哪来的移民骚乱呢?2005年以来瑞典日益崛起的事实就抽了路灯先生的脸。而且,考虑到该党的领袖出身社民党干部和支持者多为老社民党人这一事实,我们不难发现社民党这一谎言的本质。

  在阶级社会里,“民主”和“人道”都是带有阶级性的。德国社民党议员诺斯克纵容法西斯自由军团屠杀工人、奥地利社会党领袖欢迎纳粹统一奥地利、波兰社会党翼赞毕苏斯基搞独裁、匈牙利社民党头目顺从法西斯头子霍尔蒂清洗本党内部的犹太人,日本社会大众党翼赞军部统制派,这就是社民分子的“民主”和“人道”。当然,更早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立宪会议中的“社民分子”在打着“民主”的旗号恢复这一反人民(因拒绝讨论土改和国有化入宪问题而被无政府主义水兵代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解散)组织后,愿意“民主”地将全俄罗斯的独裁大权交给一个效忠沙皇的将领高尔察克,而这个被“社民分子”拥戴的家伙则回报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人民以“人道”的大屠杀。够了吧,在这些“社会主义”者“民主”地批准了“人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永远失去在人民面前大谈“民主”和“人道”的权利了。只要稍有理智的劳动者,都不难判定:这些人的“民主”,其实就是资产阶级老爷的民主;这些人的“人道”,其实就是资产阶级老爷们的人道;这些人的“民主”,对广大无产阶级表现为极权主义;这些人的“人道”,对广大无产阶级表现为屠杀。这些人活着,广大无产阶级就不能活。

  垄断资本意味着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意味着世界大战,世界大战意味着上千万人的直接死亡和上亿人的间接死亡(比如二战中荷兰、东欧和俄罗斯的大规模饥荒)。如此痛恨无产阶级国家,翼赞帝国主义的社民分子们来谈一谈吧,让工人和农民遭受灭顶之灾的究竟是谁呢?

  可是,不集体化,无非是坐视富农、农业资本家取代地主继续盘剥贫农,放任分化的发生,重演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进程,让资本主义国家里农民、工人们的惨剧再次上演(虽然这个时候就看不到社民分子们鳄鱼的眼泪,听不见社民分子控诉的话语了。因为他们往往被人血馒头堵住了口,吃的正香),最终导致农村的必然衰败,缩小城乡差距计划的彻底破产,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背道而驰,完全站在了消灭阶级的反面。那么,如果立场是在贫下中农一边,集体化就是必然要搞的(事实上,集体化也是促进大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经之路)。如果宣传土改后万事大吉了,不必集体化了,那倒才真的算是“欺骗”了。当然,历史上的社民分子是很擅长这种“欺骗”的,但是受骗的人民也大多抛弃了他们。

  这种情况下跳出来说北欧也配叫社会主义除了让你们推崇的苏联会被拉出来对比吊打一番以外,就只能增添旁观者对你们的无语和不满,毕竟也许社民党人这不好那软弱,实实在在拿出了福利国家出来,列宁派这也好那也不妥协,搞出来没一个成功的。

  至于比赛所谓“实实在在的福利”,这本来就是为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继承权的笑话。某国的产业工人都还记得,80年代的某国是如何用小恩小惠收买无产阶级(其中一些福利比如顶替制度,今天在铁路系统等比较有组织的产业工人群体里还存在着),最终在90年代用大下岗回报他们的。现在的瑞典,不也在用08年的失业潮和当下的难民危机来回报瑞典的工人们吗?

  不过即便比赛经济斗争成果,社民分子也属于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一个连最低工资都没有(北欧各国)的社会,有什么资格跟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恐怕连苏修都不如。

  从经济成长角度来说,战后30年中瑞典的年均增长率不到4%,连西欧国家平均水平都不到,更不如苏东集团,远不如我国,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控我国让农民陷入了灭顶之灾呢?

  另外,跳出来的社民分子又攻击苏修的政权完蛋了,那么北欧的民社政权完蛋没有呢?答案当然是也完蛋了。

  丹麦的保守人民党在1981年到1994年之间执政长达十三年之久,虽然之后社会夺回了政权,但力量已大不如前,进入21世纪之后又长期在野。

  挪威的工党也在1981年失去政权,由保守党执政12年,到1993年才夺回。2011年更是出了一个全世界反穆志士的精神领袖布雷维克。

  而至于芬兰,在19561982期间是中央党乌尔霍卡勒瓦吉科宁执政。芬兰社民党在1946年以后倒是曾长期参与政府,不过这多少是沾了战后苏芬特殊关系的光(社民党对外赞成亲苏政策)。期间1958年党内的倒是发起了包括反苏的保守党在内的五党联盟,组建了卡尔法格霍尔姆为首的短命政府之所以短命是因为这届政府很快在苏联和芬共的压力下倒台。之后社民党就学乖了。19822012倒是社民上台。然而2012年迄今是民族联合党执政。

  冰岛也好不到哪去。体量小于是影响力也小。2007年5月24日冰岛独立党和社会民主联盟正式组成冰岛新一届政府,然后08年就破产了。

  而且由此可见,民社的崩溃远远早于苏东的修党。倒不如说,民社的崩溃进一步带动了修党政权的瓦解。

  当然了,社民分子大可以继续自己污蔑苏联、我国革命事业的微小工作,继续传播你们的谣言与憎恨。但那又怎么样呢?马克思主义诞生这么多年,受到的污蔑歪曲、攻讦打击难道还嫌少么?社民分子在键盘上的胆气实在是很足的,可惜却是用在厉声要求别人去革命上面;而自己却好好地端坐在家中,除了诋毁着革命者事业的营生,似乎也未有什么作为。但这也是意料之中了:

  首先,上来就强行进行了概念捆绑,也就是“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强行捆绑。 不好意思,不要把列宁和马克思绑在一起,谢谢。 而且张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倒是要问问,什么才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 难不成贵苏俄/苏联那样,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了? 立宪会议想来大家也都知道,具体的事情,我过去的回答也说过。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首先,要指出(在11.5之前,已经给了路灯先生很长时间去阅读恩格斯的1891年导言了),社民分子是故意漏掉了恩格斯所说的前一句话“近来,社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这种“庸人”,说的恰恰就是当时党内的鼓吹阶级调和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同样有趣的是,在另外一个答案里,某位先生是故意隐去了马克思原话的后面一句话,这断章取义的拙劣手段简直像是师出同门)

  其次,不好意思,是不是“捆绑”更不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建设毫无寸功的你(社民)说了算。搬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文来反对发展至今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可笑的,也注定是要和曾经的某位先生沦落于同样的可笑结局。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呢?要谈巴黎公社,为什么不亲自去看一看《法兰西内战》呢?为什么不亲自看一看马克思本人得出的经验教训呢?我翻了翻书,除了直接回击的话语,还倒是找到了社民分子的一些肖像画:

  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说也奇怪,虽然近六十年来写过和讲过不少关于工人解放的话,可是只要工人们在什么地方断然当家做主,那些替两级即资本和雇佣劳动(土地私有者现在只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对立的现代社会辩护的人,立刻就弹起辩护的调子来反对他们!

  完全一致。同时我们也毫不怀疑: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社民分子的右翼,都会是这个姿态。

  从凡尔赛发出而由著名的欧洲报界文丐传播全球的最骇人听闻的谎言,就是硬说“地主议员”代表法国农民。

  而现在的社民分子就企图要求我们相信他们的这种谎言,相信他们的资产者议员能代表无产者。然而他们当中自己就有人不信了。

  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些相似。

  在此必须要提到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一个重要批评。他指出了公社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浪费时间和皮里阳秋的秩序党人在公社选举中较量,而不是乘胜追击,一举攻下凡尔赛、消灭梯也尔,实质上就是受到机会主义的耽误:

  在3月18日以后,也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止工人阶级真正的运动,正像过去这种人阻碍以前各次革命的充分发展一样。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而公社没有这样一段时间。 当梯也尔已经用夜袭蒙马特尔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竟坚决不肯把这个内战继续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本应该立即向当时毫无防御的凡尔赛进军,一举消灭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的阴谋。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自己的敌人,一到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复存在了。”

  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1871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一个在群众中扎根很深的政权, 没有丝毫理由去损害民主。 如果有人用暴力行动来压制民主的时候,这个政权就不能永远避免使用暴力。

  考茨基先生的话从一开始就不符合历史。美国革命就是革命者用自己的百人委员会取代了效忠派的“民选议会”、林肯用军政府取代了奴隶主的“民选政府”,美国今天是否还在用暴力统治呢?当然,还在用暴力统治,不过是资产阶级取代了效忠派地主、南方奴隶主种植园主。说白了,考茨基先生不过是害怕资本家作主、工人贵族作陪的魏玛垮台而已。他所厌弃而绞尽脑汁避而不谈的暴力,仅仅是无产阶级将要和曾经的资产阶级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并用于取代他们统治的暴力。

  然而无产阶级政权要用暴力压制的,恰恰就是资产阶级。不为了什么,正是因为资产阶级要求维护私有制,维护这种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权力。而无产阶级要求消灭私有制,消灭这种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权力。而考茨基先生却要求无产阶级避免述诸暴力,否则就是损害了“民主”,也就是说,因为不能损害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就不应该拿起武器反抗,而是应该永远忍耐资产阶级的武器的批判(这个时候,就看不见社民分子的批判了呵!)和糖衣的炮弹。路灯先生之所以引用这段话,显然是将旨在维护私有制、维护资产者剥夺无产者的权力的资产者当做“群众”的。压迫、剥削无产者的资产者,原来是无产者的朋友,属于人民。然而人民是不愿结交这样的朋友的,还是社民分子自个去结交吧。对于这种表现,路灯先生所引用的《宣言》又恰恰抽回了他自己的脸,我们不妨整段引述一次吧: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 我们可以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例子。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的话。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彩蛋:同样是路灯先生引用的恩格斯1891年《法兰西内战》序言,有这样一段话:“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而社会孟什维克(Menshevik) 系领袖策列铁里(Nikolay Chkheidze)在6月11日“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中,脱口说出了资产阶级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武装的决定,说这是“国家的”需要!

  这无疑是和巴黎公社的死敌“资产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梯也尔表现得一模一样。

  用列宁的线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当然会成为每一个研究1917年革命的历史学家都要援引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证明策列铁里先生所率领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的联盟如何转到资产阶级方面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

  显然,贫乏而相似的敌人恰恰证明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

  难道天真的社民分子以为,马克思主义是只属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家之言吗?难道马克思就和你们这些拥护私有制的社民分子一样,只懂得吹嘘什么阶级调和吗?(然而自己其实都不信,倒是坚决和“列宁主义者”斗争)

  难道他们创立的属于无产者的学说,会明确地反对未来无产者的奋斗,而支持机会主义者无耻的片面摘取带来的无限歪曲吗?

  难道苏联的建立,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和要求吗?难道布尔什维克没有完成领导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剥夺剥夺者,改造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使命吗?

  稍微有点辨识能力的人都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动摇的三大组成部分,彼此紧密联合。否定其中任何一个的基本原理,就意味着是用机会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路灯先生对此一窍不通,结果却企图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只言片语来否定马克思主义,这无疑是极其可笑的。

  成功地了阶级敌人,老爷,社民分子的苏联当然配;剥夺了剥夺者,建立了工人武装的苏联当然配。成功地建立了公有制,推行八小时工作制,让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资料从此免于失业而为自己劳作的苏联当然配;建立了计划经济,完全消灭了经济危机的苏联当然配。战胜了由社民分子的帝国主义主子豢养资助的反人类的纳粹德国,赢得了卫国战争胜利的苏联当然配。

  的呢?吸着第三世界劳动者的血,两个世纪的工业积累,犹然弄成这样,坦然接受的你们还有点廉耻之心么?而我们的确是不能理解你们如何坦然接受民主社会主义在历次经济危机的不断破产(还是在掠夺到了如此之多超额利润的情况下!)而迎来可耻失败的事实的。全世界的劳动者的血汗为你们北欧五国做嫁衣,结果就开花结果出这么些玩意。阶级的消亡没有影子,社民党的谎言倒是传播的很欢。

  再谈谈立宪会议吧。关于这个问题,我是深深感到了谎言和话术的威能的了,社民分子能如此颠倒黑白,不得不说也只是能欺骗一些对于事实并不了解也有些动摇的群众、或者对布尔什维克有天然恶意的们了。由于路灯先生的攻讦几乎是全盘源于考茨基先生。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大段地引用列宁的原文,来揭示历史上和现在的社民分子从未变更过的卑鄙伎俩。

  具体原因列宁自己有谈过:如何看待布尔什维克以苏维埃的名义推翻临时政府后,许诺进行普选,然后又出尔反尔推翻了自己组织的选举? - 林德威尔R 的回答

  而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更是直接揭穿了考茨基先生这种攻讦的无耻嘴脸:

  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①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考茨基省去了“通常”一词和这一条开头的一句话:“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

  这真是妙论!只有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才能这样伪造事实,使读者得到一种印象,好象布尔什维克关于更高类型的国家的一切议论,都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编出来的!!只有卖身给资产阶级或者(这完全是一样的)信赖帕阿克雪里罗得而又把自己的情报员隐瞒不说的混蛋,才能说出这种卑鄙的谎话。

  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回到俄国的第一天,即1917年4月4日,就当众宣读了我的提纲,

  后来我又屡次在出版物中,例如在论各政党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1918年1月刊载于美国纽约《晚邮报》)中,谈到这一点。不仅如此,1917年4月底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我党不能以后者为满足,党纲应该作相应的修改。既然如此,那么考茨基向德国读者断言,我曾激烈要求召集立宪会议,只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我才“贬低”立宪会议的荣誉和声望,考茨基的这一花招该叫作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可以原谅这种行为呢?①是考茨基不知道事实吗?真是这样,他为什么又要写到这些事实呢?他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说:我考茨基是根据孟什维克施泰因和帕阿克雪里罗得这帮人的情报写的呢?考茨基是想佯装客观以掩盖他给那些不甘心于失败的孟什维克充当奴仆的事实。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我们就假定说,考茨基当时不愿意或不可能(??)从他的情报员那里得到布尔什维克有关决议和声明的译文,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否以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为满足。我们就假定是这样,虽然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要知道,考茨基在他的书第30页上是直接提到过我1917年12月26日的提纲的。 考茨基是知道这个提纲的全部,还是只知道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给他译出的那一部分?关于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前是否意识到、是否向人民说过苏维埃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根本问题,考茨基引用了第3条。

  。 第2条是:“革命社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1917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黑体是我用的)为了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没有原则的人,说成“革命的机会主义者”(考茨基在书上一个地方用过这个说法,但不记得他是在讲什么问题时说的),考茨基先生把提纲直接提到

  声明这一点向德国读者隐瞒起来了!这就是考茨基先生所使用的渺小的、可怜的、卑鄙的手法。他就是用这种办法把理论问题避开了。

  事实证明,考茨基先生和它不成器的门徒口口声声谈的“多数”,也和人民实质上

  正由于隐瞒了这一事实,历史学家考茨基才把事情说成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分歧没有它的历史,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恶劣行为无缘无故地一下子突然发生的。其实,正是孟什维克实行妥协政策、力图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的半年多的(对于革命,这是很长的时间)试验,使人民看清了他们的努力毫无所获,使无产阶级离开了孟什维克。考茨基承认,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具有伟大前途的极好的战斗组织。既然这样,考茨基的整个立场也就象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了,象小资产者那种企图避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的幻想一样破灭了。因为整个革命是接连不断的斗争,而且是殊死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是代表所有被压迫者的先进阶级,它集中反映了全体被压迫者求解放的一切愿望。苏维埃是被压迫群众的斗争机关,它反映和表现这些群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观点的改变,自然比其他任何机构迅速得多,完满得多,正确得多(这也就是苏维埃民主成为最高类型的民主的根源之一)。

  苏维埃在1917年2月28日(俄历)至10月25日这段时间内,就召集了两次代表俄国大多数居民即代表全体工人和士兵以及十分之七八的农民的全俄代表大会,还不算许许多多各级地方的(县、市、省、区域的)代表大会。在这段时间内,资产阶级连一次代表大多数人的会议都没有召开过(除了那个显然伪造的、侮辱性的、引起无产阶级愤恨的“民主会议”之外)。立宪会议反映的群众情绪以及政治划分情况,同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六月代表大会)反映的完全一样。到召集立宪会议时(1918年1月),已经举行了苏维埃第二次(1917年10月)代表大会115和第三次(1918年1月)代表大会116,这两次代表大会十分清楚地表明:群众向左转了,革命化了,离开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就是说,他们脱离了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抛弃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转到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方面来了。

  因此,单从苏维埃的表面的历史就可以看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必然性,看出立宪会议的反动性。但是考茨基坚持他的“口号”:让革命死亡吧,让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吧,只要“纯粹民主”繁荣昌盛就行了!只要公道得胜,哪怕世界灭亡!下面就是俄国革命历史上各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简短总结: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其中布尔什维克的人数布尔什维克所占的百分比第一次(1917年6月3日)79010313%第二次(1917年10月25日)67534351%第三次(1918年1月10日)71043461%第四次(1918年3月14日)4%第五次(1918年7月4日)6%

  和考茨基先生一样,社民分子也只能耍耍嘴皮子和诡辩的伎俩,再次在这个小小的平台以小丑的姿态做出一个自我展出了。

  。宣布全部土地连同一切建筑物、农具和其他农业生产用具均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财产。2.批准苏维埃关于工人监督和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以

  ,并作为使工厂、矿山、铁路及其他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完全为工农国家所有的第一个步骤。3.批准将一切银行

  ,这是使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压迫的条件之一。4.为了消灭社会上的寄生阶层起见,实行

  。5.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剥削者的政权复辟的一切可能,特命令

  ,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彻底解除有产阶级的武装。还请社民分子找出违反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主张或是《宣言》的要点。

  。布尔什维克的土改就是以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为基础的,你告诉我社会革命党拒绝讨论土改?我也不曾想到,社民分子居然还有

  提及这个纲领是由社会革命党提出的,的确是堪称典型了。然而社民分子明明知道,要判断一个政党的性质,不是看他们怎么说的,最重要的是看他们是怎么做的第一,土地纲领的提出者是切尔诺夫为代表的社革党中派。第二,社会革命党对自己的土地纲领是

  实行的,掌权的社会革命党的克伦斯基政府虽然口头上也赞成土改,但实际行动就是逮捕起来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甚至逮捕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当然十月革命后中右合流了),此后社会革命党也在立宪会议上反对这个提纲的通过。哪怕是社会革命党自己的机关报,当时也承认所谓土改停留在纸面上,这也导致了农民夺地斗争的风起云涌。而克伦斯基政府的对策就是什么呢?武力:“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他们竟把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农民起义像滔滔大江到处泛滥!请想一想吧:在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民主共和国中,竟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

  同一家《人民事业报》,即切尔诺夫的报纸,也就是在9月30日恬不知耻地劝导工人和农民“容忍”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在9月29日的社论中也不得不承认:

  同一家《人民事业报》在9月29日的同一篇社论中又说,“斯托雷平那套作风”在“革命的部长们”的办事方式中“依然清晰可见”。换句更简单明了的话说,就是把克伦斯基、尼基京、基什金之流称为斯托雷平分子。 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之流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目前正在对农民采取“军事措施”,却又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安慰人民(虽然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已经欺骗过人民一次了,他们在7月8日曾庄严地宣布,立宪会议将于9月17日如期召开,可是后来却自食其言,甚至不顾孟什维克唐恩的劝阻而推迟立宪会议,把立宪会议延迟到11月底,而不是像当时孟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希望的那样延迟到10月底)。“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之流用即将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来安慰人民,似乎人民还会相信那些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扯过一次谎的人,似乎人民还会相信在偏僻农村中采用军事措施的政府,对任意逮捕觉悟农民和伪造选举的行为明目张胆地进行庇护的政府会如期召开立宪会议。 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竟然又恬不知耻地向他们说:“应当容忍,应当等待,应当相信那个采取军事措施起义农民的政府!”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10月1日〔14日〕》

  不如请路灯先生告诉我们,为什么社会革命党会拒不通过自己所提出的纲领?人道、民主喊得震天响,真正要去做的时候,怎么就开始反对人民、人民了呢?唯一的解释就是:

  。另外,在立宪会议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占优势的社会革命党党团拒不讨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以对抗苏维埃。(立宪会议中布尔什维克175名,社会革命党40名,社会革命党370名,孟什维克15名,人民自由党(立宪)17名。社革党是第一大党团,布尔什维克是第二大党团)。而且,是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两家一起解散了立宪会议。

  ,因此,苏维埃和立宪会议并存的情况可以认为相当于是1949年人大和政协并存的情况(这本身就是一个为了说明俄国双重政权性质做出的一个架空,旨在让不了解苏维埃和立宪会议性质的读者用人大和政协替代来理解,但想不到路灯先生竟然却理解为我的重大失误?而且,当时的我在后文明明有提及了“1954年的政协”,为什么路灯先生又不将之截图下来呢?这只能证明,路灯先生完全不关注我的文章本身,闪烁的文辞纯粹是围绕着我的无关宏旨的漏洞去攻击一番,想来我对他“贫乏”的评价,的确是落在了实处),从长远来看,政协(立宪会议)必将让位于人大(苏维埃)。所以关于解散立宪会议一事可以这么理解:政协和人大对着干,所以人大把政协解散了。尽管从长远来看,立宪会议必将式微(由于劳动人民自发建立的苏维埃的存在),但之所以落到被迅即解散的立场,恰好应了一句话:不作死就不会死。但路灯先生也同样不会这么就甘心放弃

  :你们以无产阶级专政之名义出尔反尔,甚至仍然坚持立宪会议相当于政协这种胡说八道的说法。 别的不说,您真的不觉得立宪和政协全称中的“政治协商冲突?! 而且,你家的政协是全民普选的不成? 如果说苏维埃,苏维埃的主导者就是布尔什维克,其结果也自然不奇怪。 但是立宪会议的主导者并不是SRs(毕竟是在十月革命后进行的选举),最后的结果反而是SRs大胜布尔什维克啧。

  再看一看文章是在说什么,不要因人废言,或是装作视而不见:考茨基是知道这个提纲的全部,还是只知道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给他译出的那一部分?关于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前是否意识到、是否向人民说过

  这一根本问题,考茨基引用了第3条。但是考茨基绝口不谈第2条。 第2条是:“革命社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1917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黑体是我用的)很明显了。让我们完完全全地探讨一番立宪会议的性质与始末。

  :在执政时一直拖延召开立宪会议,完全不去执行自己的土地纲领,反而对不满的人民进行武力;承认十月革命带来的地位逆转,却在立宪会议上操纵党团(鉴于其曾经作为执政党的经历, 能凭借惯性在“政协”“大胜”,并不出奇)占据优势,再次拒绝通过自己提出的土地纲领,拒绝承认他们先前承认的苏维埃政权的地位。而且也正因为如此,社会革命党人才与社会革命党人决裂,和布尔什维克一起解散了无法摆正自己位置的立宪会议。而且再退一步说,社民分子的“民主”的立宪会议,

  但是,和社民分子只会抠字眼,玩弄形式的诡辩不同,我们注重的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事物应起和实际起到的作用。对我们而言,名称只是次要的东西(就像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要

  ,却表现得如此不同一样)。而最后也需要指出,国内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早期因其反革命活动,布尔什维克是对他们进行严厉的;但在德国战败后,布尔什维克试图对不以实际行动反革命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采取包容政策,允许其代表参加苏维埃选举并取得一些席位。立宪会议若是能老老实实,不继续从事其反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反革命事业,还能充当

  (10.16加粗,衷心希望路灯先生不要说是我自己偷偷擅自修改的)的角色。但既然国内战争结束前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反革命活动又猖獗了起来,布尔什维克遂最终决定取缔之,也是必然的结果。最后,还是再推荐社民分子仔细看看自己引用的恩格斯关于《法兰西内战》所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虽然,已经做出胜利姿态的路灯先生怕是不会看到这行字了):

  坦白来说,我对这部分历史还是不熟悉的,因此还是请教了对此比较了解的同志。但这番学习的过程,这也让我对社民分子混淆是非的本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社民分子的笔下楚楚可怜的所谓“坦波夫农民”实际上是全副武装并一度建立政权的叛匪。对他们的哭丧,实质上和官五、教权派对于沙甸事件的被人民的

  的哭丧,是一样的套路(而且坦波夫的规模可比沙甸大多了)。坦波夫绿军头目简介:

  坦波夫暴动的实际头目阿.斯.安东诺夫本来是基尔萨诺夫城的一个小市民,曾在实科学校(沙俄时期效法德国开设的一种职业中学,学制六年,相当于五年级到十年级,是主要培养小资产阶级子弟成为职员的一种机构)内参加革命运动并因此被开除,后一度脱离运动去做工。1904年,他加入【坦波夫省独立社会革命党委员会】,在1905年大革命中从事个人恐怖活动;因此,在1906年当选【社会革命党坦波夫省委副书记】,分管【征收】工作,主要任务是组织战斗队搞暗杀、抢劫、盗窃、绑架等恐怖行动。期间,一度因为谋刺喀山督军在萨拉托夫被捕,但被他逃脱。1908年,他终于因为打劫邮政火车和打伤警察而遭到沙俄当局逮捕,判苦役20年,关押到了施吕瑟尔堡。 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返回了基尔萨诺夫县,在当地组织民兵。在此期间,他属于社会革命党(1917年12月正式组成独立的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他支持苏维埃政权,11月即被坦波夫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任命为基尔萨诺夫县民警局长。期间,他率民警参与了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缴械的战斗。1918年2月,他还当选为基尔萨诺夫县苏维埃代表。布列斯特和约之后,社会革命党宣布退出苏维埃政权,但是,安东诺夫最初作出效忠苏维埃的姿态,为此还退了党。不过到了1918年7月,他以反对余粮征集制为名来了一个“海瑞罢官”,弃职率部叛变,在基尔萨诺夫县农村地区搞起了武装割据同月社会革命党也在莫斯科刺杀德国大使并掀起暴动,不过其暴动被迅速平定。割据之初,安东诺夫无所作为。1919年马蒙托夫骑兵军兵锋逼近坦波夫省时,他也没有像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者马赫诺一样大放异彩。直到1920年8月坦波夫爆发大规模农民暴动时,安东诺夫才出来登高一呼,其势力也迅速得到滚雪球式的扩大。

  坦波夫的绿军运动的发生,其主要原因在于富农和中农(包括新中农)对余粮征集制的不满。然而,余粮征集制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发明:它是由沙俄官僚拟定,由临时政府里包括【社会革命党】在内的社民分子批准颁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只是在战争条件下继续执行了这一法令,但目的却又有根本的不同:社民分子是为了从农民手中夺取余粮去为垄断资本家打世界大战,而布尔什维克则是为了将这些余粮拿去展开革命建立劳动者自己的政权。因此,社民分子指责甚至鼓动群众来反对余粮征集制和口粮分配制度,不但非常虚伪而且非常可笑。这正如同社民老爷们自己批准预算给沙俄造出了氯气弹,到头来却发现这些氯气被布党用到自己头上,于是就勃然大怒什么“农民们的抽搐”一样虚伪和可笑。

  而坦波夫绿军在1920年8月兴起时,正值红军与波兰和弗兰格尔白军的战斗的最后关头之际。此时在背后发动叛乱,无异于是援助白军。但是到了1921年初,与波兰和弗兰格尔的战争已经结束(1920年11月),因此苏维埃政权得以调整政策,取消余粮征集制,此后形势就发生了变化。绿军已从原先富农和劳动农民的联盟,日益向富农势力蜕变,而劳动农民则对红绿两军的战斗转向中立态度。1920年11月,社会革命党控制的绿军最高司令部和“农民苏维埃”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纲领。纲领宣布要建立

  ,这实际上就是主张复辟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纲领是企图复辟因为将权力交给独裁者和农民屠夫高尔察克而声明扫地的立宪会议,这就更是赤裸裸地背叛了劳动农民众所周知,立宪会议根本拒绝讨论土地改革和企业国有化。到了1921年5月,社会革命党人又操纵绿军组织了所谓的临时游击民主共和国,公开宣布要将一切权力转归立宪会议。这就让它进一步丧失劳动农民的支持。这一过程再一次说明:尽管应该承认坦波夫绿军巧妙地迎合了中农(包括新中农)要求废除余粮征集和发展私人经济的思想,因此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

  ,过去巴库公社后期、外里海临时政府乃至立宪会议本身等都是如此:最后这些人(达什纳克、孟什维克等社民分子)分别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英帝国主义、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上述事实都说明一个道理:站在社会革命党(小资产阶级)背后的就是社会革命党(一般资产阶级),而站在社会革命党背后的无疑就是弗兰格尔(垄断大资产阶级和封建主)。这是一条铁律,坦波夫的绿军也不能例外。坦波夫绿军的领袖中有一些原先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譬如前文介绍的坦波夫暴动的实际头目阿.斯.安东诺夫原先就是社会革命党出身),但他们的背后站着的毫无疑问是大资产阶级,这从他们的具体纲领上是完全可以看出来的。因此,当他们抛出这些纲领、甚至组织起“游击民主共和国”,而苏维埃政权则提出农业税纲领、废除余粮征集制之后,绿军的领袖马上感觉其军队内部出现了动摇(证明了他们进一步丧失劳动农民的支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毋庸讳言,红军犯有不少错误。这错误主要是由红军自身内部的资产阶级分子造成的,他们将农民整体看作了自己的敌人,采取了一些专政群众而非群众专政、把农民推向绿军一边(奥弗申科和图哈切夫斯基的第116号命令甚至把农村的显要人物即富农当成了农民群众天然的领袖,试图通过挟持显要人物做人质的办法迫使农民与自己合作)的错误举措

  其中,负有主要责任的是当时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安东-奥弗申科和剿匪总司令图哈切夫斯基,此外还有全俄契卡驻坦波夫省的代表亚戈达之流,而他们的背后则站着作为全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多年之后,也正是这些人试图几次利用红军或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事政变来推翻由斯大林领导的“列宁主义”政权。

  而具体到毒气弹(实际主要是氯气)问题,必须指出,即便是图哈切夫斯基在他于1921年7月12日发表的第0116号命令中,也没有把农民当作目标。在这个命令中,毒气弹的目标是“匪帮盘踞的森林”。当然,这个命令本身就很荒谬,因为在森林中使用氯气的效果无疑是很差的;由于红军化学炮兵的训练很差,至少有三次氯气还导致红军自己中毒。由于这些原因,红军后来就不使用氯气了,对农民造成的误伤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对绿军本身造成的伤亡也不严重。如果说图哈切夫斯基的愚蠢命令有什么(当然是出乎他意外的)作用,那就是氯气弹对缺少科学知识的绿军下级官兵产生了心理上的打击,造成了某种难以名状的恐怖,从而降低了其士气。

  基于对于这一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路线斗争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红军因此犯下的错误,主要是党内的错误路线所导致的。

  2.把员、红军战士、苏维埃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扣作人质,跟图哈、奥弗申科搞杀人竞赛(而如前文所述,而一些坚持了原则的地方苏维埃的同志并没有这样做);

  当然,在社民分子眼里,1、3大概算不上暴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2可以跟图哈、奥弗申科比烂,反正谁先用人质也说不清了(因为坦波夫绿军崛起时,使用人质已成为内战中各方势力互相威胁的一种常规手段);4也可以说是局部纪律问题。然而社民分子如何解释“自由经济”呢,如何解释在内战的最后关头破坏红军最重要补给来源的行动(这一行动直接援助了白军)呢,如何解释绿军要复辟一个拒绝土地改革和企业国有化同时还将政权交给高尔察克的机构呢?如何解释社会革命党自己拒不履行自己最先提出的土地纲领呢?显然,社民分子的暴行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而红军的错误只是在通往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细枝末节,舍此不能解释任何问题。 社民分子嚷嚷着:

  请问列宁主义者们,圣彼得堡市民的鲜血好不好喝?坦波夫农民的痛苦抽搐好不好看?乌克兰农民的尸骸好不好吃?东欧诸国人民的怒吼好不好听?

  彼得格勒公务员和小市民的鲜血在社民分子眼里肯定没有柏林工人的鲜血好喝,坦波夫富农暴徒的痛苦抽搐在社民分子眼里当然没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贫农的抽搐好看;乌克兰农民和犹太工人手艺人的尸骸只能留着给你们中央拉达和督政府的社民分子吃,东欧诸国(比如波兰)人民跳楼撞击水泥地面的声音对你们这些瓜分人民财产大搞私有化的社民分子(还是修党变来的)大概特别好听。 当然了,上述这些对社民分子来说,统统不如他们翼赞的两次世界大战里劳动人民的鲜血(抽搐、尸骸、怒吼)好喝(好看、好吃、好听)。

  在大陆的KMT视角下,贵党也只不过是“全副武装并一度建立政权的叛匪”罢了。 坦波夫富农真是让我顿悟了,我怎么能忘了,贵派再熟悉不过的扣帽技巧呢!不过还是得说一下,坦波夫这地方的富农还真是多。 至于后文,不好意思,光是乌克兰农民的量就够大了。而且死在30年代的乌克兰农民,怕不是给中央拉达的人,而是给贵派人吃的。

  首先,布尔什维克在全盘集体化之前对农村基层的控制力一度很差,这段时期,宗族势力、教权派、别的什么东西(哦,在国内战争前后还有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都可以凭借富农领导不觉悟的劳动农民各自为战。

  其次,正如KMT军队的大部分士兵也是劳动人民出身,但这不妨碍KMT军队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样,用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的话说就是,

  ,绿军的具体人员构成不等于其阶级属性。尽管身为无产阶级中的一员,却受到社民分子这种资产阶级仆从的撺掇,带着统治阶级的高度自觉去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战,对自己的阶级兄弟大开杀戒,身体力行“全世界无产者,自相残杀!”(这就是支持世界大战的社民分子的实际作为)的“无产者”,难道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乃至人民的利益吗?难道他也配称作“无产者”吗?纵使按经济地位的划分,他的确是无产者;但按政治身份的划分,他却是资产阶级的武器,是无产者的敌人,人民的敌人,如是而已。而戕害人民者,天下共诛之,也算是常识了,否则法西斯分子和教权派怎么会人人喊打呢(虽然帝国主义倒向来不怎么乐意去打)?当瑞典的底层教权派袭击瑞典人民的时候,难道就因为他们同样受过了资产阶级的盘剥,经济地位属于“无产阶级”,于是对他们的,社民分子难道就要为此抹一抹眼泪,因此控诉瑞典“”对“人民”、“无产者”的屠杀吗?绿军的作为是什么样子呢?最后不妨摘录一点尤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中关于国内战争期间绿军(也包括马赫诺分子)暴行的材料:

  举行反对当局的起义的居民也进行同样骇人听闻的虐杀。瓦季姆科日诺夫在其《俄罗斯二十世纪(19011939)》一书中引用了作家拉古诺夫收集的西伯利亚各地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起义中极其残酷地杀人的事实。被起义的农民残杀的不仅有员,还有教师和农村阅览室的管理员。科日诺夫正确地指出:“这并不只是西伯利亚起义者当局的特点。” 白卫军乘骑炮兵少尉马塔索夫在谈到波尔塔瓦由统领舒巴领导的“绿军”匪帮的活动时写道,“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看够了既不承认法律也不承认教规的舒巴匪帮的可怕行径。这个匪帮沿途杀害农民,无论是看守人员还是村长全都杀。每个被杀的人都遭到折磨,被割去耳朵和鼻子,半裸着身体(还有别的不人道的折磨人的行为)。”有时随随便便地杀人,好象顺手做一件事一样。例如,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帕乌斯托夫斯基曾亲眼目睹坐在车厢里的无政府主义者首领奈斯托尔马赫诺随便开枪打死了一个敖德萨的驿站长。

  吗?这就是你们要维护的“农民”们吗? 绿军匪帮和CCP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没有什么可比性(不说别的,CCP有统一的党组织来党指挥枪,绿军不过是一群相互独立的草头王的统称),倒是和建政初期的土匪有相似之处。反正中国建政之初土匪暴动时也占领过不少县城,另一方面土匪也不一定是政治土匪,还有惯匪、游杂武装和封建土匪,哦对了,红白两军的逃兵本身也是绿军的重要来源,这一点和游杂武装的确还真像呢只不过,中国只要剿一次匪,苏联要剿两次。社民分子

  地说要用行动来辨别是非,结果自己又机械地玩起了文字游戏:看,贫农,戕害人民!是的,反对贫农、屠杀贫农的“贫农”,背叛人民、戕害人民的“人民”,我们是要坚决、戕害的。正如你们的“人道”和“自由”,自由主义者的“人道”和“自由”,帝国主义者的“人道”和“自由”,法西斯分子的“人道”和“自由”,概而言之,戕害人民的资产阶级的“人道”和“自由”,我们一定是坚决反对的。而大饥荒的问题或许需要很大篇幅来说明,在这里只能暂且简单谈谈。1930年代初期苏联有过大饥荒不假,不过饥荒是平均分布的,岂止乌克兰一家,单独把乌克兰拎出来有什么意思呢?其次,当时有天灾发生。最后也是关键的,全盘集体化前后的苏联面临着“事实上的国内战争”,富农匪帮的暴动(姑且不论其它各种破坏活动)遍及全国,其口号是“一磅粮食也不给苏维埃政权,让所有运粮的火车都翻车”。既然是战争,那么账还是要算在富农匪帮头上。

  社民分子无力也不敢从正面为社民分子在历史上扮演的走狗角色辩护,只好又玩起了倒打一耙的把戏。

  波兰社会党在1926-1939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反萨纳齐政权的。如果单单指五月政变的话我没记错的话,即使是波兰当时都是宣布支持五月政变的。 至于匈牙利社民党问题,如果我没记错的线年匈牙利政变之后社民党直接被宣布非法了再之前的话,似乎匈牙利的犹太人并没有遭到太多迫害?

  1926年波共右倾领导者为了跟社会党搞统一战线支持了社会党的总罢工,间接翼赞了毕苏斯基,这毋庸讳言,但是这一行动在当时就被斯大林否定,事后波共领导者马上被解除职务(五月错误)。

  顺便在这里谈谈波兰社会党的始末。它一直翼赞毕苏斯基到1928年,1927年5月波兰社会党主流派转向反对派,但党内元老继续翼赞毕苏斯基,1928年瑟马选举后元老派被开除出党建立亲毕苏斯基的波兰社会党(老革命派)。1928年瑟马选举之后,又与毕苏斯基的萨纳奇政权闹翻,1929年联合波兰人民党(解放派)、波兰人民党(皮亚斯特派)、国家工人党、基督教等反萨纳奇势力组建了中左连盟,但遭到(布雷斯特审判),在1930年瑟马选举后解体。1935年和1938年波兰社会党抵制了瑟马选举。1939年5月波兰社会党试图与萨纳奇和解,但失败。

  总之,五月政变时共产国际分明是反对的,然而现在社民分子反而倒打一耙?不得不说,我的想象力真是快被社民分子征用干净了(10.8)然而现在(10.15)这句话我要收回,因为路灯先生的反驳又突破了一次我心中的底线。面对社民分子,对想象力的总动员的确是为时太早:

  我也不打算辩护。 因为在1930以前,萨纳齐政权根本就谈不上法西斯。 当然了,鉴于其一贯熟练无比的扣帽技巧,这些恐怕也都不是问题了。

  社民分子自知理亏,只好说什么“不打算辩护”“鉴于其一贯熟练无比的扣帽技巧”,想轻描淡写地略过了。只要这个帽子一扣过来,我说什么自然都是“扣帽技巧”的表现了,于是都不可信了。

  但是,按照社民分子的逻辑,原来主张大资产阶级专政、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大搞专制独裁的萨纳奇政权在1930年之前根本谈不上法西斯,那么1930年的他肯定就是突然因为基因变异(或者说被“真正的法西斯”穿越附体?),才解散国会、游行、抓捕社民头头关到布列斯特要塞里判刑的了!服了。

  路灯先生,哦不,社民分子要警惕啊,万一哪天路上什么人突然变异成法西斯僵尸,那该怎么办呢!

  这种“白马非马”的把戏姑且笑笑也罢。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路灯先生做出“不屑置辩”的高傲姿态之前,实际上是有做出“辩护”的,这种嘴脸,就和那些正在进行着对无产者单方面阶级斗争的资产者老爷一样,自己明明在进行着阶级斗争,通过剥削无产者得以享受金迷纸醉的奢靡生活,却告诉穷困潦倒的无产者阶级斗争已经过时,不要再提了。

  只是“帽子”而已(“阶级斗争”不是事。


人造钻石